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 落实基层治理“1+6”文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治理手段不断创新，治理成效不断显现。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强化党建工作。持续深化“三大三强”行动，实施“两个带头人”工程，街道“大工委”全覆盖，开展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试点等，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发挥。二是坚持夯实基层基础。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乡镇（街道）人员编制增幅达到20%—40%，全面兑现乡镇干部工资待遇高于县直机关同职级干部20%的政策等，努力推动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下沉。三是坚持创新治理机制。建立“村居上报、乡街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出台社区治理11项微政策，固原市创新推行“一套机制、三个健全、五个结合”的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等，推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但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快速演变，城乡人口流动加速，新事物新思想传播链迅速延伸至基层社会每个角落，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出现新问题新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是基层科技赋能水平低。各类信息系统多且大部分采用“单线上传”方式，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信息“壁垒”尚未打通，信息重复录入负担较重，影响了信息资源共享、协同监管的效能。云计算、大数据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水平有待提高，不同领域间以数据共享为基础的跨部门、跨主体协作体系未充分建立。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水平低。乡镇（街道）执法力量薄弱、许多监管领域有责无权，如“三无”零食、假冒伪劣生活用品等通过非法渠道向农村地区倾销，执法监管方面的力度还不够大。一些群众发生矛盾纠纷时简单地用拳头解决问题或召集亲友集体讨说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意识尚未形成。一些乡村法律顾问因时间付出与报酬不成正比，作用发挥有限。三是群众自治的参与度低。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对基层治理认识不到位，主动参与城乡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尚未形成自主治理、自主服务的意识。社区服务和物业服务界限混淆，居民与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等沟通交流多，与所在社区联系不紧密，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不强。

  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基层治理，推动基层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不断提升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一是加强基层治理基础保障。对基层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网格员等群体开展工作及服务报酬等情况进行摸底，研究提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考核评价机制，确定合理服务报酬，提高基层服务群体开展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通体制、层级、数据壁垒，建设上下贯通、设施联通、信息共享、工作联动的高效运行基层治理信息系统，推进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信息互联互通，为基层更好推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加强基层治理法治保障。持续放权，全面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改革，将更多监管执法类事权下放乡镇，配齐配强工作力量，形成工作合力，让基层有权有人管好自己辖区的事，切实加大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等突出问题的执法监管力度。加大普法工作力度，大力推进“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通过群众运用比较广泛的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展针对性普法，利用群众身边人身边事开展更接地气的普法宣传，提升普法工作实效。三是加强基层自治制度保障。建立健全村务公开、民主评议、问责制度和机制，保证村（居）民群众对重大事务事前参与、事中介入、事后评议，落实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确保居民的事情自己管，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健全和创新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居民委员会为主导，居民为主体，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架构。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全面推行“文明积分卡”治理新模式，让群众主动参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