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杨咏凭借《阿娜河畔》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同年12月，该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她说：“这两个奖认可了我在创作中做出的努力和尝试，也告诉我，只有让个体的经验与记忆融入历史与时代、融入中华文明的洋流，文学之路才能走得更坚实、更长远。”

　　多年来，杨咏深耕文学领域，发表作品几十部。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钟山》等文学期刊，部分作品入选《新散文百人百篇》《2008文学中国》等。作品还先后获得十月文学奖（散文奖）、首届天山文学奖、首届白马湖散文奖优秀奖，4次获得《民族文学》年度奖等。

　　“文学缘的偶然而至 与必然坚守”

　　和文学结缘，杨咏表示，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2002年，生活与工作的琐碎让三十出头的杨咏心力交瘁，在周围朋友纷纷投身写作的氛围感染下，杨咏踏上文学创作之路。

　　起初，写作于杨咏而言，似侍弄花草，只为怡情，并无什么鸿鹄之志。“我主要写自己的情感与记忆，写对日常生活点滴的发现与领会，文学因此成为我个体心灵的映照。”杨咏说。随着笔下的文字愈发灵动，收获的赞誉纷至沓来，特别是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散文《小席走了》斩获第五届“PSI——新语丝”　网络文学一等奖，给予了杨咏莫大的鼓舞，她开始意识到，写作不仅仅是个人情绪的肆意抒发，它承载着更为厚重的使命——要用文字为社会注入正能量，让读者在字里行间品读出生活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怀揣着对创作的赤诚热爱，工作之余，杨咏不断调整和规划自己的写作时间，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对她而言，写作早已融入日常生活，从未间断。

　　“农场的建设发展史值得我大书特书”

　　出生在新疆尉犁的杨咏，所创作的皆是记忆中那片孕育自己生命起点的农场，也因写作题材逐渐变得单一，作品难以突破陷入创作瓶颈。经过苦思冥想，她仍然一心想要深挖故乡记忆的宝矿，让那些熟悉又亲切的过往重新焕发出蓬勃的活力。2010年，当得知自己出生的农场被撤销合并，杨咏感到很意外和震惊。“我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出生地真正地写透，它却要从地图上消失。”杨咏说，突如其来的“危机感”让她觉得必须有所行动，为此她开始筹备《阿娜河畔》。

　　为储备写作素材，之后的数年间，杨咏多次重返家乡，不论是倾听长辈们口中的往昔，还是与同辈交流，对知情者进行采访，抑或是在史料典籍里挖掘那些被时光掩埋的细节，故乡于她而言不再是记忆里的零散碎片，两代边疆建设者的不同遭遇让她对兵团历史有了更完整的认知，也为农场建设的沧桑巨变而深受震动，让她越发觉得农场的建设发展史值得去大书特书，以此致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那些拓荒者、建设者。

　　2020年，杨咏正式动笔创作《阿娜河畔》，不论是文章结构的构思，还是人物的表现手法，都要经过反复斟酌，仔细敲定。但随着创作的推进，她渐渐感觉精力不足，再加上生活琐事的纷扰，写到最后一章，笔下的文字仿佛没了精气神。面对这种情况，杨咏允许自己放空几天，看一些有趣的电影、书籍，或者去旅游，让自己处于和创作时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有时一边写一边自我怀疑，焦虑也是常有的事。”杨咏说，她能做的就是不断与自我进行较量、周旋，调整好心态，继续投身文学创作。

　　一年零4个月后，《阿娜河畔》创作完成，杨咏希望这本书能引发读者对新疆生产建设历史的关注与思考，借助不同的人物形象给予读者新的关于个人与时代选择的思考。

　　“无论哪个民族，我们写的都是中国故事”

　　在杨咏笔下，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谁》道出“身份认同”带来的困扰，引发人们在不同角色背景下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的思考；长篇小说《乌孙》，以唯美的语言、扣人心弦的情节讲述了一个被狼乳赐予生命的西域王国——乌孙的兴衰往事，让读者重温充满浓厚西域风情的历史；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头》通过情节的刻画，表达出对生命的渴望和自由的向往，诠释了“生命有终，生活无尽”；散文集《白蝴蝶，黑蝴蝶》表达了个人的孤独命运和情感……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杨咏认为，无论来自哪个民族，书写的都是中国故事。她相信土地给予每个人的教诲和馈赠不可估量。审美、语感、世界观，会以生命基因的方式潜藏在作品中。“我的多民族融合的文化背景，使我对多民族、多文化共同体，有一种天然的认同，这使得我在落笔之初，就会具备一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自觉。”杨咏说。（蔡睿晓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