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实际上，外来物种入侵从未间断，非常普遍。日常见到的加拿大一枝黄花、水葫芦、鳄雀鳝等等均属于外来入侵物种。今年以来，苏州海关查获了1533只活体野蛮收获蚁蚁后；青岛海关查获装7000只黑腹果蝇的幼虫、成虫以及虫卵；中山港海关在进境原木中，截获拉丁蠊属蜚蠊种。

外来物种的入侵，一是人为引进。如，加拿大一枝黄花是作为观赏花人为引进；黑腹果蝇则是个别人特意从境外输入进来。二是无意引种。拉丁蠊属蜚蠊种则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物种，随着贸易商在进口木材时带进来的。当然，还有自然入侵因素等等引起的外来物种入侵。总之，外来物种入侵的方式多样性、复杂性和隐蔽性。

2021年4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正式施行，将外来物种入侵界定为生物安全重大风险因素之一。2022年8月1日《外来物种入侵管理办法》规定，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依照上述相关条款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提出，提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管理水平。12月初，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制定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鳄雀鳝等59种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被列入其中。

但从执行情况来看，仍存在以下问题亟需解决：

一是防控意识不足。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民间还是学界普遍缺乏生物入侵防控的意识。如加拿大一枝黄花是作为观赏花、鳄雀鳝作为异宠等人为有意引进，但鉴于早期对生物安全的认识不够，缺乏对其危害程度的评估，导致一些外来物种成为外来入侵物种，并且数量多、分布广、危害大。数据显示，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最具危害性的100种外来物种中，我国就有50多种，其中最严重的有11种，这11种每年给我国造成600亿元的损失。

二是执法监督不力。根据《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我国对外来物种的禁止性规定主要是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但对交易环节的执法监督特别是对网上交易的执法不力。在线上，仍有大量店铺进行“异宠”买卖，包括巴西龟、罗非鱼、大口黑鲈等。在线下，一些外来入侵物种同样在商店中销售。有不少“异宠”被伪装打包后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非法寄递入境，快递公司提供包邮服务，不会被监管部门查扣。

三是司法认定困难。由于“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属于新设罪名，司法实践缺乏内在统一的司法指导。外来入侵物种的复杂性使得有关证据难以固定，除海关等部门在执法时当场查获外，大多数外来入侵物种无法溯源。释放、丢弃外来物种，行政机关将责令行为人“限期捕回、找回”，但这一条非常难实现，需要花费较大成本、较长时间。

四是执法力量薄弱。生物入侵涉及部门较多，如农业农村部门等6部门，但各部门执法人员力量薄弱，再加上涉及外来物种入侵的违法行为普遍具有隐蔽性强、查处难度高等特点，对于基层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不少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治部门缺少青年骨干，技术人员捉襟见肘。此外，执法技术手段也有待完善，当前部分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主要依靠人工实地巡查，在山区陡坡、林地茂密区域难以有效勘察。

为此，建议：

一是加快开展入侵生物的普查。强化协调机制建设和部门协同联动，全面铺开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梳理全国重点管理的入侵物种名录，并实行动态调整原则，后续将在加强物种发生情况信息收集和危害风险研判的基础上，进行物种的适时增减。

二是加大《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的宣传。强化生物安全及生物入侵防控的科普教育，尤其针对鱼类爱好者或者行善之人的科普，让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成为一种行为自觉。

三是开展外来入侵物种交易活动专项监测。加强“线上+线下”的市场监管，严禁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各种交易活动，主动发现相关线索，净化销售环境。完善快递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交易环节的规范和约束，明确规定禁止非法销售、购买外来入侵物种等，并完善责任体系，发挥行业行为对预防外来物种入侵的监管作用。

四是加大对擅自释放或丢弃外来物种的处罚力度。尽快整理、发布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司法指导性案例，规范各地办案。对故意放生、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造成严重生态环境损害的，可实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让维护生态安全入脑入心。

五是加强联防联控。防控外来入侵物种需要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推动部委协作、省际联动，进行全面排查，确保防治工作常态长效。调动全民积极性和主动性，开展全民防控行动，让生物入侵置于全民监控之中，发现一例消灭一例，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六是建立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项法规。我国尚无专门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项法，应该尽快将其纳入立法体系，构建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评估、跟踪监测、生态预警、检疫、许可、危害消除、生态恢复、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完备的制度体系，切实维护生态安全。